[22]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公害是人为活动所产生的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一种现象、状态或法律事实。
[8]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生活三个维度来审视民法（私法），可以发现通过民法来组织社会生活，即能有效地将国家权力排斥在私人生活之外，从而达到无为而治（即自治）的境界。[10]很显然，易继明博士的观点是民法至上论。
二是民法学者在宪法学者的支持下集中精力考量民法典编纂中所面临的私法学难题。果有宪法之成功也，则是中国社会之新构造，已大体形成，现在如何配说这个？不从根底上为整个社会重建一新机构的工夫，而只是想消极地消灭军阀，或片面的安设一政治制度（起草中国宪法，讨论民主与独裁），都是梦想。在持有这种学术主张的西方学者中，奥斯丁与凯尔森颇具代表性。从法学方法论上看，法理学/法哲学有用，但毕竟陈旧，效率低，错误率高。[48]陈斌：为万世立良法，抑或为万世觅良法？—民法典编纂原则刍议，《南方周末》2016年8月4日，C20大参考。
在方法方面，童之伟教授首先强调要注重事实、尊重事实，凡涉及事实问题的争论，应以事实做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宪政是一种政治，即一个国家内，统治被统治两方面，在他们相互要约共同了解下，确定国事如何处理，国权如何运行，而大众就信守奉行的那种政治。1978年宪法把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规定为各级地方人民政府。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大量腐败问题。他们执掌党的执政权和国家公权力，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担负重要责任，对其他社会群体起着形象塑造和榜样引领作用。建议第62条第六项后增写一项选举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作为全国人大的一项职权。
二是，2016年11月，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提出，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市）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为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西方国家奉行三权分立原则，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人大对一府两院实行监督，原选举单位和选民对他们选出的代表实行监督。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由于监察委员会由人大产生，对包括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实施监察，涉及面广，宪法修改时要统筹考虑，避免挂一漏万和前后不一。应当看到，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具有制约权力和强化权力双重功能。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我国宪法重视监督，规定的各类监督构成一个监督体系。三是对公民权利的影响。1982年宪法修改时，人们普遍认识到，仅靠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出现以党代政问题。三是，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五次会议作出《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的产生、组成、职权等内容，并规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三条、第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以及第二编第二章第十一节关于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六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五十九条第五项关于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的规定。
不少人主张恢复设立国家监察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第63条第三项后增写一项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将其纳入全国人大有权罢免人员的范围。如果留置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可以取代纪委的双规措施，化解有关争议。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代议制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主要通过审判机关的内部监督，促使法官公正司法、依法办案，避免和减少审判过程中的徇私枉法。三是同审计监督的协调问题。1954年宪法没有规定监察制度，主要是考虑到政府组成部门变化较大，不宜在宪法中规定，以免频繁修改宪法。[3]参见蔡定剑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4版，第13页。我国宪法上规定了比较严密的监督制度，但长期发挥作用不够理想。
这一规定体现了民主和监督并重的思想。增加的监督制度主要包括：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专门委员会，增设审计机关，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常委会，规定上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的关系为领导关系，规定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在办理刑事案件时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等等。
首先，为保证人大代表不受威胁和干扰行使民主权利，人大代表享有特别人身保护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产阶级议会由有产者占据，是清谈馆，发挥不了民意机关的作用。人大监督中有一项最严厉的监督方式，即罢免，对有关国家机关领导人包括廉洁问题在内的严重问题进行审查。
[2]列宁进一步发展了代议制理论，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代表机关的代表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可以随时罢免和撤换他们。公检法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构成监督体系的第三个层级。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权威。一旦发生人大代表贿选事件，可以根据宪法和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通过法定程序罢免代表。
宪法序言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8]1975年宪法第22条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中指出，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公权力往往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经验表明，宪法与社会现实保持一致是宪法准确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
1959年国家管理体制调整时，监察部取消，直到1986年恢复。这意味着，我国国家机构将出现一个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平行、专门履行监督职能的全新监察机关，相应地，我国国家机构将由人大、一府两院格局变为人大、一府一委两院格局。
实践中监察制度仍然保留下来，随着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更名为监察部。上述规定相比于1954年宪法，更加全面、科学、合理。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的执法、廉政、效能情况实施监察，而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试点决定，监察委员会主要实施廉洁监察，是否填补执法监察、效能监察的空白，也需进一步研究。其他法律中规定由行政监察机关行使的监察职责，一并调整由监察委员会行使。
鉴于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和使命职责，能否对人大代表实施监察，值得认真研究。本文重点就此问题以及宪法如何因应作一初步探讨。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677页。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1982年宪法制定时，也没有监察机构，却规定了监察制度？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回归马克思主义代议制。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举措数目众多、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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